2.责任制对应于有效的法官身份保障，以审判资源优化配置为导向的员额制改革是审判责任制的协同。

然而，在现阶段，由于审判职责不够清晰、外部干扰仍然存在等因素，不能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并非仅仅是因为审判人员未能依法履行职责。就当下改革而言，这一监督体系在现实运行过程中还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由于地方经济发展大局的考量，司法活动（尤其是在行政诉讼中）确实存在一定的司法妥协，加之改革攻坚期的总体协调考虑，司法的政策性导向也非常明显[14]（P112-113）。

而在充分辩论基础上的要素展示和辩驳，亦是释放不满的过程。这种情景下，问题必然源源不断地产生，再频繁的内部追责也终究难以有效抑制，于是只能依靠内部机制的不断创新和追责强度的不断抬高来应对。因此，干扰审判权独立公正行使的要素和人员都应被纳入追责范围，就此而言，追责范围就不能局限于办案主体。即在程序上，双方当事人都有取胜的可能，关键在于哪一方证据更充分，哪一方更符合法律本意。这种局限于内部的责任模式，侧重于应急式的压力回应，往往遮蔽了结构性的积弊。

在这一点上，中央部署的任何一点迟疑，在地方落实层面都可能被无限放大。相较于公众，人大本身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来支持专业性的理解，并通过转述将它的理解向社会公布，由此就架构了一个裁判专业性和公众理解彼此沟通的桥梁。(45) 刑法上的侵占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将自己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数额较大, 拒不退还或者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 数额较大, 拒不交出的行为。

4. 严格环境责任 宪法责任以规范国家权力, 实现国家的预期发展为主要内容。环境的公共性决定了维护环境不仅仅是一项权利, 也应该是一项义务。因为自然资源属于公有, 国家当然对环境保护应承担最主要的责任。(62) 2. 社会经济条件和市场手段对法律中环境条款的外部影响与宪法规制 包括分析社会经济条件、市场手段等对宪法及法律环境条款的外部影响以及通过宪法以及法律对社会经济因素和市场手段等进行规制。

为此目的, 考虑到相应的义务, 法律、法令和裁决应保障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尤其包括:享受被保护的健康环境的权利。事实上, 这可谓环境问题倒逼环境治理。

因此, 正如约翰·巴里 (John Barry) 的绿色公民共和主义理论所主张, 公民个体应该具备基于环境正义认知与情感的环境公民权意识, 通过提供某些强制性的可持续性公共服务来培育自己的环境公民意识及权利。由于环境权的受益权功能以国家给付义务为前提, 所以环境权的受益权功能的对象只能针对国家。21 参见李建良:《环境议题的形成与国家任务的变迁-环境国家理念的初步研究》, 载《宪法体制与法治行政-城仲模教授六秩华诞祝寿论文集》, 三民书局1998年版, 第283页、第290页。我国宪法上尽管没有明确规定环境权, 但综合现行宪法序言以及相关条款, 可以为环境权提供间接保护。

其中, 环境条款写入1978年宪法具有标志性意义。作为核心概念的宪法环境观表达了宪法对国家、人与环境关系的最基本、最核心的看法。宪法应提供足洽的规范依据, 民法与环境法应主动对接宪法条款, 民法与环境法应有效互动。因此, 1982年宪法对公害的规定, 具有一定的立法规范上的前瞻性, 在立宪理念和技术上均值得肯定。

环境权基于其特有的属性及权利内涵,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权利功能体系, 即在防御权功能与受益权功能之外, 还应包括请求权功能。环境保护的目标应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协调。

自20世纪60年代, 环境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爆发以来, 人们对环境保护的内容及目标的认识不断提升。68 俞可平:《治理和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 载《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

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自觉行动起来, 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9)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处于政治稳定、经济大发展的历史时期, 在1978年宪法的基础上, 现行宪法对环境保护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不仅仅是面向解决中国自身的环境问题, 也意味着占全球人口约1/5的中国人向世界所作出的环保承诺, 也即中国宪法从理论到实践尊重并确保环境正义的实现。(三) 功能互补 宪法、民法、环境法均期待通过各自的调整实现环境的保护及改善。5 参见刘东:《周恩来关于环境保护的论述与实践》, 载《北京党史研究》1996年第3期;蔡守秋:《从斯德哥尔摩到北京:四十年环境法历程回顾》, 载《2012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论文集》, 第500页。所谓环境意识是人类对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这一特定的客观存在的反映。宪法明确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 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20) 从宪法角度看, 所谓环境国家应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1) 环境是国家的基本要素。在当下, 环境治理的概念可以很好契合特定的宪法环境现象的逻辑结构。

因此, 自然资源对于国家发展不可或缺并具有多重价值, 务必需要国家保障合理利用。在宪法学上,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是最基本的一对范畴, 两者须臾不可分离, 因此, 国家环境权力与公民环境权利具有密切关系。

所谓环境治理, 应以环境的保护与改善, 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公民环境权益的保障为综合目标。(27) 国家作为公共利益和秩序的最主要代表者, 就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而言, 对于自然资源的保障和合理利用具有主体正当性和功能最佳性。

这一逻辑无疑暗合了法治是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促进国际关系发展进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世界新秩序的必然要求 (10) 的命题, 中国的环境法治建设对于全球环境治理和环境新秩序的构建日益凸显重要意义。(二) 宪法对环境治理的外部规制 外部规制, 是指宪法将政策等法律体系以外的因素纳入环境治理法律规制的范畴。但是, 我们大部分时候所理解的公民概念, 总是对权利投以极大的热情, 却对义务采取沉默态度, 忽视了公民身份所内含的权利—义务互动结构。所谓自然资源是指当前或可预见的将来能被利用的自然物质和自然力 (能量) , 如土地、水、空气、生物、能量和矿物等。

(二) 规范环境观 与结构环境观强调抽象和整体不同, 规范环境观与宪法条文密切联系, 强调宪法规范中具体的环境构成要素, 属于宪法条文中直接蕴含的规范所体现的环境观。如现行宪法环境条款中的国家保障国家保护国家组织和鼓励等规定; (2) 强调实效。

宪法条款统领民法和环境法, 但不能替代该两法。国家对未来的国民负有保护其环境利益的义务。

47 参见前引 (30) , 第984页;刘树孝、魏惠仙、杨永奎主编:《法律文书大词典》,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252页。(48) 而国家的义务其直接指向就是公民的权利。

就后代人和当代人集体两种主体的环境权利而言, 国家受后代人和当代人集体的委托, 基于信赖利益保护 (58) , 作为环境公共利益的代表者, 拥有国家环境权力 (职责) ;就后代人、当代人集体和当代人个体三种主体而言, 公民均可以依据环境请求权主张国家积极行为维护环境利益, 由此形成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一) 结构环境观 所谓结构环境观, 是把宪法中的环境规范当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强调的是宪法规范中蕴含的环境理念、观念等较为抽象的那部分内容。当然学术界也有不少学者, 主张不再使用生态环境的概念。有学者指出, 在环境领域, 国家存在的目的就在于对其人民及其环境存在一定的保护义务。

(3) 因此, 有必要以宪法解释学的基本立场与方法, 细致地剖析在宪法现象的逻辑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宪法规范 (4) 中, 作为重要内容的环境条款本身, 并围绕环境规范以及入宪等背景知识提炼出特定的宪法环境观, 进而以环境观来诠释环境规范, 最终实践于围绕环境规范与环境保护及治理制度的宪法关系。(18) (2) 尊重和保护环境是公民的基本品质, 公民含义必然包含环境公民, 公民应该具备环境品质。

但环境治理的法治化是一项系统工程, 单一部门法无法完成, 必须打破部门法的藩篱, 构建以宪法为核心跨部门法协同的法律机制, 对环境治理中国家权力的功能以及环境权的保障提供根本的理论与规范依据甚至探索新的研究范式。基于环境的典型公益性、集体性特征, 国家应是环境保护首要的职权和责任主体。

宪法中环境条款的实施与民法、环境法的实施属于以宪法为核心的同一法律体系内部的分工协作关系, 宪法意义上的实施为之提供理论和规范依据, 当民法、环境法层面的实施偏离宪法轨道或者呈现出某种部门法上的局限性的时候, 宪法条款方直接产生规范效力。14 See David Short, Assessing the Utility of a Human Rights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UMI company, 56-57 (2000) . 15 参见王至元、陈晓希:《从结构主义到建构主义-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介绍之一》, 载《国内哲学动态》1983年第2期;周怡:《社会结构:从形构到解构-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之走向》, 载《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3期。